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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防自杀有规律可寻 躲过午夜前后即安

作者:孙冰洁
描述:央广网的一篇纪实文章《揭秘自杀营救者的十五年:铃声总在响午夜时响起》道出了这样一个规律,深夜12点附近是一个自杀比较普遍时间点。那么,有自杀想法的人,当出现情绪很低落的日子里,深夜12点附近要让自己忙一点儿,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,,,
《生活宝典shenghuobaodian.com》讯  央广网的一篇纪实文章《揭秘自杀营救者的十五年:铃声总在响午夜时响起》道出了这样一个规律,深夜12点附近是一个自杀比较普遍时间点。那么,有自杀想法的人,当出现情绪很低落的日子里,深夜12点附近要让自己忙一点儿,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,例如看看电视剧,听听歌曲等,亲戚朋友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多陪陪它,渡过心理难关。其实,有自杀想法是可以改变的,是可以忘掉的,说到底是心理问题以及对于事物的思想认识问题。
 
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完整内容:
 
自杀,作为人类社会隐秘的伤口,已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《预防自杀:全球要务》报告,每年全球超过80万人死于自杀,自杀未遂的发生是自杀死亡的25倍。
 
2002年,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,同时开设了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与自杀者亲友互助小组,15年间,他们每天做的,就是将那些站在“悬崖边缘”的人,一个个地拉回“安全地带”。
 
北京零点后
 
在北京,平均每天约有684人出生,309人死亡,这些生命大多开始或结束于全市医院约6000张产床上,但也有一些例外。
 
比如位于城市北郊回龙观的自杀干预热线中心,5条线路平均每天深夜会接到50个电话,其中11%会是高危来电。
 
“高危来电,意味着致电者有明确的自杀计划,会在几分钟、半小时、24小时甚至最长不超过一周的时间里,进行自杀。”
 
午夜十二点前后,是夜班热线的波峰期。
 
“我就想在这个世上留下最后的声音。”——这是一个患重度抑郁症的女孩站在楼顶上打来的,她只想问一个“技术性问题”:她站的楼层跳下去是不是肯定会死。她只允许接线员最多说三句话。当时才工作两个月的接线员王景娜,把三句话说到了近一个小时,最后让女孩放弃了自杀的念头。
 
还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,因为父母没有答应给他买一个心爱的玩具,想要割腕;
 
一个大学生,因为被女友抛弃,总是抑制不住爬上高楼的冲动;
 
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,打来电话只是想“最后试一下”,因为他实在不想每天只吃冻饺子了
……
 
“我现在就在窗户边上站着;我身后就是大海,我晚上的时候打算吃安眠药自杀……“这是心理援助热线,最常听到的内容。
 
2002年建成运行的北京心理援助热线,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家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。现有的27名接线员,要在24小时内不间断地接听来自全国的求助热线,求助的内容包括:心理咨询、情绪疏导和自杀干预。
 
“首先是要保证他的安全,态度上要接纳理解甚至支持,然后跟他一起去寻找这种(可利用的)资源,跟他探讨遇到的问题,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,也会去问他,有没有信任的朋友和家人,取得联系,让他们也能关注他的安全。“
 
当了15年心理援助热线接线员的孟梅,每天的工作,就是把这些站在”悬崖“边上的人,一个个地拉回安全地带。
 
即使从业多年,依旧没有”捷径“可循,孟梅习惯在接听电话后的三分钟内对是否高危迅速作出判断,针对高危自杀群体,最要紧的,是千方百计地稳住,让他暂时停止任何伤害生命的行为。
 
“人在死之前是矛盾的,打来电话就是一个机会,就跟他探讨,让他选择生而不是选择死。真正事后知道的,真的自杀死亡的极少,大多数通过沟通交流,自杀的风险都会降低。”
 
长期接听热线电话的接线员们都练就了一身本事,在有限的时间里,尽可能地用语言把风险降低,热线规定通常一个患者来电不超过50分钟,但实际的情况往往要超过标准,孟梅印象最深的一次来电,打了两个小时。
 
但令人遗憾的是,这些努力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成功。
 
15年间,有30万个来电打进,30%能被接听,日平均接听量为100多个,没有人能够验证,那些没被接听到的电话,后来怎样了。
 
驱散心头阴霾
 
“我们能做的很有限,来电者就像是一块泥土,你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他种上种子,给它阳光水分,让他发芽,至于发芽之后的事情,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。”
 
心理援助热线在接到高危自杀者电话后,有一套完整的跟踪观察体系,包括定期回访、纪录,追踪这些群体的后续情况。孟梅承认,这种干预在大多数自杀者身上起到的效果,但对于其中没被关注到的群体,她仍有遗憾。
 
总有一些”种子“最终没有发芽。
 
而对于有亲友自杀的家庭,”自杀“始终是难以挥散的阴霾。
 
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会议室的一张圆桌,在过去的15年间,见证了太多悲戚。
 
作为全国唯一的一个专业性自杀亲友互助小组,每月最后一个周六,总会有一群人准时聚集在这里,大多数人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,唯一的共同点是,时都曾经历过亲友自杀。
 
30出头的杨坤,在妻子自杀之后的两个多月内,都处于一种濒临崩溃的状态。
 
“脑子里就不断地浮现那个画面,为什么她会这样?想不明白,吃不好,睡不好,整个人快要疯掉了……”
 
偶然的契机,杨坤在网上发现了亲友互助小组,在这里,他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。
 
“原来我这样是正常的,我就不恐惧和害怕了,原来经历这个事情,觉得自己走到这一步,真的不知道前面那一步要是什么样子,很恐惧。但他们让我知道,哪怕是刀山和火海,我知道很难,但是这个难他们过去了,我也能过去,这就是这个小组的作用。”
 
在这个主要由自杀者亲友组成的互助小组里,这群陌生人通过互相取暖的方式,逐渐走出亲友离世的阴霾。作为小组的负责人,长期从事心理危机干预的郎俊莲大多数时候只是静静旳陪伴,见证一次次流泪、倾诉,再到伤口慢慢愈合的过程。
 
“你要允许他们哀伤,这是一个必经过程。”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杨坤一样,能在短暂的时间里找到自愈的力量。
 
五十多岁的梁丽已经在亲友互助小组待了五年时间,然而儿子的自杀仍是她心中迈不过的一道坎。每一次的小组聚会,梁丽并不大说话,只是静静地坐着,听听其他人的故事,“这就足够了,我在这个群体里没那么孤独。”
 
有的时候,她会和小组新来的成员一块出去吃饭、聊天或是逛逛逛公园。直有一天,她可以平静地讲述儿子的离世、自己患上抑郁症以及多次自杀的人生经历,平静得就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。
 
抵达“边缘地带”
 
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,中国在2012年的自杀人数约12万人,自杀率为7.8/10万。相较于2000年的19.4/10万,中国的自杀率已经下降了60%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,各国自杀率可分为高、中、低、极低四类。从2000年到2012年,中国自杀率的类别已经从“高”转为“低”。关于中国自杀现状,这是所能获知的最新数据。
 
与中国自杀率急剧下降相比,对于很多地区的自杀干预者来说,工作却越来越忙了。
 
除了每月主持一次亲友互助小组的活动,郎俊莲的大多数时间,都在从事心理危机干预的相关研究与预防自杀宣传,见到记者的这天下午,她刚在北京某高校结束一场预防自杀的公益讲座。
 
而在最近几年,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也在逐渐将关注的范围伸向农村和偏远落后地区。
 
“无论是从热线也好还是互助小组的参与情况来看,农村或者偏远地区能来参与的事很少的,有些人可能根本不知道。”郎俊莲说。
 
在现有的关于中国自杀率的调查中,一个引人关注的点,是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率比城市人口要高3-5倍,而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大致为男性的2倍。而在近两年的研究中,郎俊莲告诉记者,农村老人的自杀率相对提高和青少年自杀的低龄化也不容忽视。
 
为此,郎俊莲告诉记者,北京心理援助中心也在逐渐与西部地区合作,对落后地区进行心理援助与干预。
 
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这条全天候开放的“生命热线”,目前的27名接线员,每人都要黑白班交替,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,然后隔一天又从下午4点到早上8点。
此外,危机干预官网上,每天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咨询电话,通过网上一对一的服务,为自杀者以及亲友提供公益支持。
 
“完全依靠专业机构给予帮助,或许本来就是不现实的,我们就算人手再多,肯定有接不到的电话。”孟梅对于15年间,那些“未接起”的电话,始终心存遗憾。
 
在郎俊莲看来,对于那些已经陷入自杀阴影的人来说,来自亲友和身边的力量可能更为直接和有效。
 
“将来我们可能会在门诊成立心理减压中心,会持续地做各种焦虑的、抑郁的情绪疏导。另外也许可以尝试一下招募自杀者亲友做志愿者,成立自杀未遂者的这种团体,我们陆续的做着看。”
 
对她来说,从事自杀干预,就像种下一棵树的过程,“你永远不知道它会长成什么样,会不会开花结果,但重要的是种子已经种下了。”
 
文章来源:shenghuobaodian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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